娜拉走後怎樣

1924年 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四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《文藝會刊》第六期。同年八月一日上海《婦女雜志》第十卷第八號轉載。

我今天要講的是「娜拉走後怎樣?」

伊孛生是十九世紀後半的瑙威的一個文人。他的著作,除了幾十首詩之外,其餘都是劇本。這些劇本裏面,有一時期是大抵含有社會問題的,世間也稱作「社會劇」,其中有一篇就是《娜拉》。

《娜拉》一名Ein Puppenheim,中國譯作《傀儡家庭》。但Puppe不單是牽線的傀儡,孩子抱著玩的人形也是;引申開去,別人怎麼指揮,他便怎麼做的人也是。娜拉當初是滿足地生活在所謂幸福的家庭裏的,但是她竟覺悟了:自己是丈夫的傀儡,孩子們又是她的傀儡。她於是走了,只聽得關門聲,接著就是閉幕。這想來大家都知道,不必細說了。

娜拉要怎樣才不走呢?或者說伊孛生自己有解答,就是Die Frau vom Meer,《海的女人》,中國有人譯作《海上夫人》的。這女人是已經結婚的了,然而先前有一個愛人在海的彼岸,一日突然尋來,叫她一同去。她便告知她的丈夫,要和那外來人會面。臨末,她的丈夫說,「現在放你完全自由。(走與不走)你能夠自己選擇,并且還要自己負責任。」於是什麼事全都改變,她就不走了。這樣看來,娜拉倘也得到這樣的自由,或者也便可以安住。

但娜拉畢竟是走了的。走了以後怎樣?伊孛生并無解答;而且他已經死了。即使不死,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。因為伊孛生是在做詩,不是為社會提出問題來而且代為解答。就如黃鶯一樣,因為他自己要歌唱,所以他歌唱,不是要唱給人們聽得有趣,有益。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,相傳在許多婦女們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,代表者起來致謝他作了《傀儡家庭》,將女性的自覺,解放這些事,給人心以新的啓示的時候,他卻答道,「我寫那篇卻并不是這意思,我不過是做詩。」

娜拉走後怎樣?——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。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,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,再也沒有路走,終於墮落,進了妓院了。還有一個中國人,——我稱他什么呢?上海的文學家罷,——說他所見的《娜拉》是和現譯本不同,娜拉終於回來了。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,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。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,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:不是墮落,就是回來。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,則籠子裏固然不自由,而一出籠門,外面便又有鷹,有貓,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;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,忘卻了飛翔,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。還有一條,就是餓死了,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,更無所謂問題,所以也不是什麼路。

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。做夢的人是幸福的;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,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。你看,唐朝的詩人李賀,不是困頓了一世的麼?而他臨死的時候,卻對他的母親說,「阿媽,上帝造成了白玉樓,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。」這豈非明明是一個誑,一個夢?然而一個小的和一個老的,一個死的和一個活的,死的高興地死去,活的放心地活著。說誑和做夢,在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。所以我想,假使尋不出路,我們所要的倒是夢。

但是,萬不可做將來的夢。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,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,因為要造那世界,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。他說,「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,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?」有是有的,就是將來的希望。但代價也太大了,為了這希望,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,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。惟有說誑和做夢,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。所以我想,假使尋不出路,我們所要的就是夢;但不要將來的夢,只要目前的夢。

然而娜拉既然醒了,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,因此只得走;可是走了以後,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。否則,就得問: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,還帶了什麼去?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,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,也完全是不中用。她還須更富有,提包裏有準備,直白地說,就是要有錢。

夢是好的;否則,錢是要緊的。

錢這個字很難聽,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非笑,但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,即使飯前和飯後,也往往有些差別。凡承認飯需錢買,而以說錢為卑鄙者,倘能按一按他的胃,那裏面怕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,須得餓他一天之後,再來聽他發議論。

所以為娜拉計,錢,——高雅的說罷,就是經濟,是最要緊的了。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,但能夠為錢而賣掉。人類有一個大缺點,就是常常要飢餓。為補救這缺點起見,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,在目下的社會裏,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。第一,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;第二,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。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,單知道仍然要戰斗;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鬬。

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,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。天下事儘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。譬如現在似的冬天,我們只有這一件棉襖,然而必須救助一個將要凍死的苦人,否則便須坐在菩提樹下冥想普度一切人類的方法去。普度一切人類和救活一人,大小實在相去太遠了,然而倘叫我挑選,我就立刻到菩提樹下去坐著,因為免得脫下唯一的棉襖來凍殺自己。所以在家裏說要參政權,是不至於大遭反對的,一說到經濟的平勻分配,或不免面前就遇見敵人,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鬬。

戰鬬不算好事情,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,那麼,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,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。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,那時候,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,使他們平和而沒有沖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,此後或者去讀書,或者去生發,或者為自己去享用,或者為社會去做事,或者去花完,都請便,自己負責任。這雖然也是頗遠的夢,可是比黃金世界的夢近得不少了。但第一需要記性。記性不佳,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。人們因為能忘卻,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了受過的苦痛,也因為能忘卻,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。被虐待的兒媳做了婆婆,仍然虐待兒媳;嫌惡學生的官吏,每是先前痛罵官吏的學生;現在壓迫子女的,有時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。這也許與年齡和地位都有關系罷,但記性不佳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。救濟法就是各人去買一本note-book來,將自己現在的思想舉動都記上,作為將來年齡和地位都改變了之後的參考。假如憎惡孩子要到公園去的時候,取來一翻,看見上面有一條道,「我想到中央公園去」,那就即刻心平氣和了。別的事也一樣。

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,那要義就是韌性。聽說拳匪亂後,天津的青皮,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,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,他就要兩元,對他說這行李小,他說要兩元,對他說道路近,他說要兩元,對他說不要搬了,他說也仍然要兩元。青皮固然是不足為法的,而那韌性卻大可以佩服。要求經濟權也一樣,有人說這事情太陳腐了,就答道要經濟權;說是太卑鄙了,就答道要經濟權;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,用不著再操心,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。

其實,在現在,一個娜拉的出走,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,因為這人物很特別,舉動也新鮮,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,幫助著生活。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,已經是不自由了,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,便連同情也減少,有一千一萬個出走,就得到厭惡了,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。

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,就不是傀儡了么?也還是傀儡。無非被人所牽的事可以減少,而自己能牽的傀儡可以增多罷了。因為在現在的社會裏,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,就是男人和男人,女人和女人,也相互地作傀儡,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,這決不是幾個女人取得經濟權所能救的。但人不能餓著靜候理想世界的到來,至少也得留一點殘喘,正如涸轍之鮒,急謀升斗之水一樣,就要這較為切近的經濟權,一面再想別的法。

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,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。

然而上文,是又將娜拉當作一個普通的人物而說的,假使她很特別,自己情愿闖出去做犧牲,那就又另是一回事。我們無權去勸誘人做犧牲,也無權去阻止人做犧牲。況且世上也儘有樂於犧牲,樂於受苦的人物。歐洲有一個傳說,耶穌去釘十字架時,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,Ahasvar不准他,於是被了咒詛,使他永世不得休息,直到末日裁判的時候。Ahasvar從此就歇不下,只是走,現在還在走。走是苦的,安息是樂的,他何以不安息呢?雖說背著咒詛,可是大約總該是覺得走比安息還適意,所以始終狂走的罷。

只是這犧牲的適意是屬於自己的,與志士們之所謂為社會者無涉。群眾,——尤其是中國的,——永遠是戲劇的看客。犧牲上場,如果顯得慷慨,他們就看了悲壯劇;如果顯得觳𣚯,他們就看了滑稽劇。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,仿佛頗愉快,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,也不過如此。而況事後走不幾步,他們并這一點愉快也就忘卻了。

對於這樣的群眾沒有法,只好使他們無戲可看倒是療救,正無需乎震駭一時的犧牲,不如深沈的韌性的戰鬬。

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,即使搬動一張桌子,改裝一個火爐,幾乎也要血;而且即使有了血,也未必一定能搬動,能改裝。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,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。我想這鞭子總要來,好壞是別一問題,然而總要打到的。但是從那裏來,怎么地來,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。

我這講演也就此完結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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