論睜了眼看

1925年8月 本作品收錄於:《墳》和《語絲》

虛生先生所做的時事短評中,曾有一個這樣的題目:《我們應該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氣》(《猛進》十九期)。誠然,必須敢於正視,這纔可望敢想,敢說,敢作,敢當。倘使幷正視而不敢,此外還能成什麼氣候。然而,不幸這一種勇氣,是我們中國人最所缺乏的。

但現在我所想到的是別一方面——

中國的文人,對於人生,——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,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。我們的聖賢,本來早已教人“非禮勿視”的了;而這“禮”又非常之嚴,不但“正視”,連“平視”“斜視”也不許。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,在體質,卻大半還是彎腰曲背,低眉順眼,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,馴良的百姓,——至於說對外卻有大力量,乃是近一月來的新說,還不知道究竟是如何。

再回到“正視”問題去:先既不敢,後便不能,再後,就自然不視,不見了。一輛汽車壞了,停在馬路上,一群人圍著呆看,所得的結果是一團烏油油的東西。然而由本身的矛盾或社會的缺陷所生的苦痛,雖不正視,卻要身受的。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,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,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,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髪之際,他們總即刻連說“並無其事”,同時便閉上了眼睛。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,當前的苦痛不過是“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勞其筋骨,餓其體膚,空乏其身,行拂亂其所為。”於是無問題,無缺陷,無不平,也就無解決,無改革,無反抗。因為凡事總要“團圓”,正無須我們焦躁;放心喝茶,睡覺大吉。再說費話,就有“不合時宜”之咎,免不了要受大學教授的糾正了。呸!

我並未實驗過,但有時候想:倘將一位久蟄洞房的老太爺拋在夏天正午的烈日底下,或將不出閨門的千金小姐拖到曠野的黑夜裏,大概只好閉了眼睛,暫續他們殘存的舊夢,總算並沒有遇到暗或光,雖然已經是絕不相同的現實。中國的文人也一樣,萬事閉眼睛,聊以自欺,而且欺人,那方法是:瞞和騙。

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,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,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,一個佳人便來和,由傾慕——現在就得稱戀愛——而至於有“終身之約”。但約定之后,也就有了難關。我們都知道,“私訂終身”在詩和戲曲或小說上尚不失為美談(自然只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),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,仍然免不了要離異。明未的作家便閉上眼睛,幷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,說是:才子及第,奉旨成婚。“父母之命媒妁之言”經這大帽子來一壓,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,問題也一點沒有了。假使有之,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,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。

(近來有人以為新詩人的做詩發表,是在出風頭,引異性;且遷怒於報章雜誌之濫登。殊不知即使無報,牆壁實“古已有之”,早做過發表機關了;據《封神演義》,紂王已曾在女媧廟壁上題詩,那起源實在非常之早。報章可以不取白話,或排斥小詩,牆壁卻拆不完,管不及的;倘一律刷成黑色,也還有破磁可劃,粉筆可書,真是窮於應付。做詩不刻木板,去藏之名山,卻要隨時發表,雖然很有流弊,但大概是難以杜絕的罷。)

《紅樓夢》中的小悲劇,是社會上常有的事,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實寫的,而那結果也並不壞。無論賈氏家業再振,蘭桂齊芳,即寶玉自己,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。和尚多矣,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,已經是“入聖超凡”無疑了。至於別的人們,則早在冊子裏一一注定,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:是問題的結束,不是問題的開頭。讀者即小有不安,也終於奈何不得。然而後來或續或改,非借屍還魂,即冥中另配,必令“生旦當場團圓”,纔肯放手者,乃是自欺欺人的癮太大,所以看了小小騙局,還不甘心,定須閉眼胡說一通而後快。赫克爾(E.Haeckel)說過:人和人之差,有時比類人猿和原人之差還遠。我們將《紅樓夢》的續作者和原作者一比較,就會承認這話大概是確實的。

“作善降祥”的古訓,六朝人本已有些懷疑了,他們作墓誌,竟會說“積善不報,終自欺人”的話。但後來的昏人,卻又瞞起來。元劉信將三歲痴兒拋入醮紙火盆,妄希福祐,是見於《元典章》的;劇本《小張屠焚兒救母》卻道是為母延命,命得延,兒亦不死了。一女願侍痼疾之夫,《醒世恆言》中還說終於一同自殺的;後來改作的卻道是有蛇墜入藥罐裏,丈夫服後便全愈了。凡有缺陷,一經作者粉飾,後半便大抵改觀,使讀者落誣妄中,以為世間委實儘夠光明,誰有不幸,便是自作,自受。

有時遇到彰明的史實,瞞不下,如關羽岳飛的被殺,便只好別設騙局了。一是前世已造夙因,如岳飛;一是死後使他成神,如關羽。定命不可逃,成神的善報更滿人意,所以殺人者不足責,被殺者也不足悲,冥冥中自有安排,使他們各得其所,正不必別人來費力了。

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,用瞞和騙,造出奇妙的逃路來,而自以為正路。在這路上,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,懶惰,而又巧滑。一天一天的滿足著,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,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。在事實上,亡國一次,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,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,而只去贊美那幾個忠臣;遭劫一次,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,事過之後,也每每不思懲兇,自衛,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。彷彿亡國遭劫的事,反而給中國人發揮“兩間正氣”的機會,增高價值,即在此一舉,應該一任其至,不足憂悲似的。自然,此上也無可為,因為我們已經借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。滬漢烈士的追悼會中,活的人們在一塊很可景仰的高大的木主下互相打罵,也就是和我們的先輩走著同一的路。

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,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塗的燈火。這是互為因果的,正如麻油從芝麻榨出,但以浸芝麻,就使牠更油。倘以油為上,就不必說;否則,當參入別的東西,或水或鹼去。中國人向來因為不敢正視人生,只好瞞和騙,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,由這文藝,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,甚而至於已經自己不覺得。世界日日改變,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,真誠地,深入地,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;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,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!

現在,氣象似乎一變,到處聽不見歌吟花月的聲音了,代之而起的是鐵和血的贊頌。然而倘以欺瞞的心,用欺瞞的嘴,則無論說A和O,或Y和Z,一樣是虛假的;只可以嚇啞了先前鄙薄花月的所謂批評家的嘴,滿足地以為中國就要中興。可憐他在“愛國”的大帽子底下又閉上了眼睛了——或者本來就閉著。

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,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。

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二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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