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懂的音譯

1922年11月 署名風聲 本作品收錄於:《熱風》和《晨報副刊》

凡有一件事,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,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。

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,原是一件極正當,極平常的事,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,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。然而在上海報(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,總之不是《新申報》便是《時報》)上,卻又有伏在暗地裡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。他說,做新文學家的秘訣,其一是要用些「屠介納夫」「郭歌里」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。

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:靴,獅子,葡萄,蘿蔔,佛,伊犁等……都毫不為奇的使用,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;若是明知的,便可笑;倘不,更可憐。

其實是,現在的許多翻譯者,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,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。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:阿難陀,實叉難陀,鳩摩羅什婆……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,所以我們到了現在,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。不料直到光緒末年,在留學生的書報上,說是外國出了一個「柯伯堅」,倘使粗粗一看,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,但幸而還有照相在,可知道並不如此,其實是俄國的Kropotkin。那書上又有一個「陶斯道」,我已經記不清是Dostoievski呢,還是Tolstoi了。

這「屠介納夫」和「郭歌里」,雖然古雅趕不上「柯伯堅」,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《百家姓》裡所有的字,卻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,比起六朝和尚來,已可謂很「安本分」的了。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,裝鬼臉,難道真所謂「人心不古」麼?

我想,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「古之和尚」,凡有人名地名,什麼音便怎麼譯,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,而且還須去改正。即如「柯伯堅」,現在雖然改譯「苦魯巴金」了,但第一音既然是K不是Ku,我們便該將「苦」改作「克」,因為K和Ku的分別,在中國字音上是辦得到的。而中國卻是更沒有注意到,所以去年Kropotkin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,上海《時報》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Kuropatkin的照相,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。

十一月四日。

自命為「國學家」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,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;但這不特是示他的昏愚,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。

倘如他的尊意,則怎麼辦呢?我想,這只有三條計。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;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為洋鬼子,例如屠介納夫的《獵人日記》,郭歌里的《巡按使》,都題為「洋鬼子著」;下策是,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為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,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,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,而發見美洲的則為黃三太。

倘不能,則為自命為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,可是要侵入真的國學的地域裡來了。

中國有一部《流沙墜簡》,印了將有十年了。要談國學,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。開首有一篇長序,是王國維先生做的,要談國學,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。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,「案古簡所出為地凡三(中略)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」。

這些譯音,並不比「屠介納夫」之類更古雅,更易懂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?就因為有三處地方,是這樣的稱呼;即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,他們也仍然還是這樣的稱呼。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,真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,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卻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裡,將漢晉簡牘掘去了;不但掘去,而且做出書來了。所以真要研究國學,便不能不翻回來;因為真要研究,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:或絕口不提,或但云「得于華夏」,或改為「獲之于春申浦畔」了。

而且不特這一事。此外如真要研究元朝的歷史,便不能不懂「屠介納夫」的國文,因為單用些「鴛鴦」「蝴蝶」這些字樣,實在是不夠敷衍的。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,萬一發達起來,則敢請恕我直言,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為國學家「所能廁足其間者也」的了。

但我於序文裡所謂三處中的「馬咱托拉拔拉滑史德」,起初卻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,讀下去才明白二是「馬咱托拉」,三是「拔拉滑史籍」。

所以要清清楚楚的講國學,也仍然須嵌外國字,須用新式的標點的。

十一月六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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